雖然教育部在 2021 年就否認過 “第一學歷” 的說法，但是 “第一學歷” 卻實際上成為了求職者難以跨越的門檻。為何最高學歷是 “985”“211”“雙一流” 的碩士求職時仍然會敗在 “第一學歷”？

其實，被歧視的不單單是求職者的 “第一學歷”，還有那些在既有教育管理和評價體系下處于劣勢的學校。用人單位并不認可 “985”“211”“雙一流” 范圍之外的學校的教學質量和畢業生質量。如果求職者的 “第一學歷” 是這些學校，就像是留了案底一樣。

進一步而言，“第一學歷歧視” 被合理化的基礎是過度擴張的高等教育規模和狹隘的教育管理和評價體系。

一方面，高等教育規模迅速擴張。20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高等院校的數量、招生人數、在校生人數、畢業生人數以及學校的規模呈現出了爆炸式的增長。1990 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人數為 61.36 萬人，而 2023 年達到了約 1158 萬。由此可見一斑。從整體上看，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超過了勞動力市場需求增長的速度。最后的結果就是，勞動供給量超過市場實際需求量，招聘的門檻不斷抬高，學歷歧視現象層出不窮。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有限的教育資源使得學校也客觀上被分為了三六九等。專科院校和本科院校之間、“雙一流”“985”“211” 高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之間在教育經費等方面也存在著鴻溝。

不可否認的是，就業市場之所以會出現 “第一學歷歧視” 的現象，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下行，空閑崗位越來越少。然而，僅把 “第一學歷歧視” 歸咎于不景氣的經濟形勢并未觸及問題的本質。畢竟，招聘市場中的學歷歧視現象由來已久。在招聘市場上，學歷鄙視鏈越來越長，求職門檻越來越高。例如，工地管理等過去專科生能做的工作，現在需要本科生做；銀行柜員等過去本科生可以勝任的職位，現在需要碩士生做；甚至于，過去只要求學歷為碩士的工作，現在對 “第一學歷” 也提出了要求。

為了得到一個 offer，求職者需要經受不亞于西天取經的磨練與考驗。即使能夠從簡歷篩選關和筆試關中幸存，他們也可能在面試環節因 “第一學歷” 而落敗。就業市場的種種亂象，根源還是在于過度擴張的高等教育規模及單一化的管理和評價體系。

俗話說，物以稀為貴。2020 年，北京碩博研究生招生數首次超過了本科生。

當 “三清三北” 成為部分企業的招聘 “頂配”，當 985 碩士因本科是雙非被 HR 直接劃掉簡歷，一個被教育部明確否認的 “第一學歷” 概念，正成為無數求職者的 “職場攔路虎”。這種看似 “高效篩選” 的背后，是就業市場對人才價值的粗暴切割，更是對教育公平的隱性破壞。

從表面看，“第一學歷” 歧視是用人單位的 “理性選擇”—— 用名校標簽降低招聘成本、用學歷門檻縮短篩選時間。但深挖其本質，卻是三重矛盾的集中爆發：一是教育擴張與評價滯后的矛盾，高等教育從 “精英化” 走向 “大眾化”，但用人單位對人才的判斷仍停留在 “名校 = 能力” 的舊思維里；二是個體努力與出身固化的矛盾，許多人通過考研、讀博實現學歷躍升，卻被 “第一學歷” 否定了后續所有的奮斗；三是政策導向與市場執行的矛盾，教育部多次強調 “不設第一學歷門檻”，但監管缺位讓歧視行為難以被追責。

更值得警惕的是，“第一學歷” 歧視正在形成惡性循環。一方面，它讓普通院校學生陷入 “努力無用” 的焦慮，即便后續學歷再優秀，也可能被貼上 “先天不足” 的標簽；另一方面，它倒逼家長和學生瘋狂追逐名校，加劇了教育內卷 —— 從高中選 “重點班” 到高考擠 “985 線”，每一步都在為 “第一學歷” 的標簽買單。而部分用人單位則在這種內卷中 “坐享其成”，將學歷篩選異化為招聘業績，用 “985 本科占比” 衡量招聘質量，完全忽視了崗位需求與人才能力的匹配度。

破解這道難題，不能只靠求職者的 “個體抗爭”，更需要多方合力。對政策層面而言，需明確 “第一學歷歧視” 的違法邊界，加強對企業招聘流程的監管，對設置隱性學歷門檻的行為依法追責；對用人單位而言，應建立以能力為核心的評價體系，通過筆試、實操、試用期考核等方式篩選人才，而非依賴學歷標簽 “一刀切”；對求職者而言，可通過積累實習經歷、考取專業證書、展示項目成果等方式，用實際能力打破學歷偏見，若遭遇歧視也可保留證據，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維權。

教育的本質是讓人突破局限，而非被 “第一學歷” 定義一生。當招聘回歸 “看能力不看出身” 的本質，當每一份努力都能被看見，才能真正打破學歷歧視的枷鎖，讓就業市場更公平，也讓教育更有意義。